程猛丨道德秩序与时间边界：对博士生抑郁体验的一种思考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家庭教育、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著有《“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1917年11月7日，韦伯（Max Weber）在德国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发表了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的著名演讲。刚开场，韦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

在演讲中，韦伯感叹“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对不同的人来说，这场冒险有着特殊的颜色、气味和故事，可以用千百种方式来讲述。

默认的痛苦恰是最值得追问的

曾听说许多人在读博期间非常挣扎，我自己也有过不少焦虑和挣扎，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意外的是，在读博的旅程结束后，我陷入了未曾想象的困境：像是跑完马拉松一般，整个人的精神都快垮了。有几周，我失眠非常严重，几乎每天都会早醒，醒来就陷入情绪低落，出现食欲下降、精力严重不济的情况。作为一个多年处于竞争性的学习环境之下、自认为相对有韧性的人，我因为这样的状态而感到痛苦万分。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不得不去思考：究竟要怎样活着？

在最难熬的时期，我偶然读到哈佛大学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的代表作《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凯博文在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湖南医学院，对中国的神经衰弱病人开展了研究。他好奇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精神科还在使用已经被英美视为落伍的“神经衰弱”诊断，以及不同文化究竟如何影响人们对精神/心理疾病的认知和分类。

[美]凯博文《痛苦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书封。[图源：book.douban.com]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在书中记录的数个让人感到心痛的故事里，凯博文提到一位叫于春霞的女性。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她的经历，而是她在描述自己罹患重性抑郁障碍原因时所说的一段话：

假设你在爬一座山，这座山非常陡峭，非常难爬。你看见人们从左右两边纷纷摔下山去。你的家人攀着你的脖子，抓着你的背，你要是掉下去，他们也会和你一起摔下去。你爬这座山已经20年了，你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抓的地方和落脚的地方。你不朝前看也不朝后看。最后，你爬到了山顶。然后也许你第一次朝后看了，你才发现自己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你的生活和家庭曾经多么困难，你的希望曾经多么渺茫。

我从未经历于春霞经历过的政治动荡和家庭困顿，但却被这段话深深打动了，内心某个部分感受到了莫名的契合。在一些情境中，我似乎常常扮演某种围栏，竭力阻挡着危险的潮水，但自己可能已被潮水浸湿，居于崩溃的边缘，失去了呼救的能力。当我稍微能感受到自己究竟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时，我有了于春霞所形容的那种爬到山顶之后的感受。这段难以轻易言明的经历对我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意外的是，至暗时刻的痛苦体验却让我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新生的可能。

幸运的是，这样一种痛苦体验并没有持续很久。大概一两个月后，通过跑步、踢足球，熬过一天又一天在长椅上一坐一下午的日子，我好像已经自发地“痊愈”了。博士毕业后，我陆续关注到身边的同学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相似的痛苦。《自然》（Nature）杂志2019年曾对690名中国博士生做过心理健康调查，有40%的人表示读博期间曾因学业压力焦虑或抑郁并寻求帮助，而这一数字在世界其他地区是36%。和我一样，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寻求精神科的帮助。但这种默认的或者常常在忍受的痛苦，恰恰是最值得追问的。

为了做自己内心有所召唤的研究，我开始搜罗各种相关信息，期待能够从不同的学术活动中获得启发。正当我对博士生抑郁问题一片茫然、束手无策时，看到清华大学“微沙龙”平台发布了一个叫“抑郁漫谈”的活动。去后才知道，参与者都来自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课题组。他们的研究确实和抑郁有关，只不过研究的不是人的抑郁，而是果蝇的抑郁。他们还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献，讲述如何在实验室里造成果蝇的抑郁。一种方式是将果蝇放在一个密闭空间，剧烈且不规则地震动，果蝇时时刻刻处于这样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一段时间后，它看到甜食也不太去吃了，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如果把抑郁理解为生命本能活力的丧失，我们人类的抑郁与果蝇的可能并没有太大差别。

道德秩序何以重要

相比生物精神医学界更多将抑郁视为一种客观疾病，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者则倾向于以一种社会性的眼光来审视它。在凯博文看来，

抑郁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抑郁的根源就是社会世界中的含义和关系，反过来它们也是抑郁的后果。社会世界是情感性的；它在个体及其障碍症上得到具体体验。

在研究中，我们希望探讨博士生抑郁体验中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探索抑郁体验的发生机制，寻找疗愈或缓释这种痛苦的现实路径。在受访博士生的叙述中，压力、敏感、负面认知、丧失感是共通的体验，但这些体验又具有情境性，牵连着不同的意义世界。读博是在一个制度性的场景中发生的，必须走进这些博士生的学习和生活，才能切身感受到象牙塔中制度化生活的不确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才会明白抑郁体验与主体道德感知的关系。

象牙塔是一个既纯粹又复杂的情境，导师、同辈、培养制度等因素共同参与了一个博士生学术生活的建构。制度本身意味着一种道德评判标准的建立，它向每个人展开并试图通过每一个人传递、浸染和笼罩其他人。尽管适应和接受制度也是一个学术社会化的过程，但这里存在陷阱和矛盾，甚至可能让我们陷入危险。比如有博士生在访谈中说：（发不出论文）让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活着就是浪费粮食，没有价值”。这种逻辑反映了制度化的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强约束。理解博士生为何会陷入抑郁，仅将其视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是有缺憾的，还需要考察他们的道德处境和道德生活。生物精神医学对抑郁的理解存在着一种“逆果为因”的解释趋向，即常常将某种物质的缺乏视为造成抑郁的原因，但这可能恰恰是抑郁的结果。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混乱的身心状态并被免于追究？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认真审视生发抑郁体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机会。

在访谈中，一位博士生这样反思自己当时为何陷入低谷状态：

为什么我那段时间不想活了？我让家里人失望，让老师失望，让同学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太多了，我难以承受。

抑郁的过程也象征着个人生活世界的道德支点被撬动。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往往无法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和责任，无力满足他人的期待，甚至无法言说自己的情绪，不断被道德失败的巨大危机所折磨，面临难以过上一种有尊严的“道德生活”的困境。可以说，生存处境的“去道德化”和“再道德化”是理解其抑郁体验的发生和疗愈机制的一个基本框架。博士生的抑郁体验让我们看见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复杂关系。道德秩序的破碎和重建是理解抑郁发生和治愈的关键，这一旅程需要时间观的重建。从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对其疗愈过程的讲述中，我们能看见他们努力挣脱原有道德牢笼，恢复道德自主性的创造性实践。

时空边界的重建

时间是生活事件得以发生的前提，是生命之河流淌的线索。时间观重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从线性的时间观转向一种更加复杂的时间观。一位博士生在网上写道：

没有学位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未来。

如果秉持这种僵硬的逻辑链条，读博的确很容易成为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这种思维方式贯穿在我们的受教育过程之中。但是，有时人生的前进恰恰是在一次次误差、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向前走的。抑郁体验虽痛苦，却也给了我们反思人生状态、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观并发生生命转向的机缘。

另一个维度是从单一时间观转向更多元的时间观。对于有的博士生而言，“不写论文的时间都是浪费”。但抑郁之后，就可能转向一种更加多元的时间观：可以去健身、养猫，可以在其他方面发现自己的天赋和价值。这种时间观的转向内隐着一种道德秩序的重建，也说明行动者主体在尝试从其他方面获得生活的支点，不再以论文或其他制度化的肯定作为评判自身价值的唯一依据，更不会仅以外部反馈来评判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人，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时，想象的恐惧就会褪去，行动者主体就可以从沼泽中脱身。在日常理解中，我们经常把抑郁简单地解释为“想不开”，但“想不开”背后的社会性苦痛却少有人追问。可能这种追问也常常会遭遇冰冷而残酷的现实，因而我们总是在小心地逃避这一注定无果的追寻。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想要看到“想开”和“想不开”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我们又应如何去理解这个过程。我们试图为抑郁体验的发生机制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即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博士生被制度化的道德秩序困住而又尝试挣脱其束缚的过程。但这又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叙事，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叙事。身体是体验、解释、交流情绪和社会问题的载体，只是我们经常把它个人化了。在对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对博士生培养和学术制度的拷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抑郁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问题，我们需要寻找博士生抑郁背后的社会根源。通过这项研究，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抑郁体验的发生不只是个人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仅要对他人宽容，也应对自己宽容，应让自己免于过度的苛责和自我束缚，认识到我们肩上的沉重也源于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价制度所引发的连续性压力传导。

有时候，博士生的压力源于导师，导师又承担着系统性的压力。良好的师生关系不能仅靠“良心活”，还依赖一个健康、富有人性的制度环境，学术文化和生态则是更为关键的土壤。如果象牙塔里的学术制度是缺乏教益的，文化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生态不往鼓励研究者做真实而有热情的议题转变，精神健康预防和干预体系难以提供适切、及时的支持，个人承担的重量和可能得到的支持就会失衡。

学术文化的变革

每个人都是在一种具体的文化下长大的，接受和认可的诸多规范、价值、道德都是一点点建构和生长起来的。但是，当“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我们该如何面对？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里弗斯（W. H. R. Rivers）的观点值得重视。在里弗斯看来，

曾经让我们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那些社会规范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下让我们坠入真正的危险。

因此，他认为：

规范和规范化必须改造；道德必须改变。……重新规范道德可以打破扩大危险的恶性循环，以防止误用和滥用道德经验。

当我们遇到复杂的社会生活，遭遇难以想象的恶意而不知如何自处，或许可以尝试去做的是改变道德规范，将人作为规范的尺度。可以说，抑郁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地方性的社会生态、制度化情境以及嵌入其中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回应。在学术社会化的过程中，作为结果呈现的抑郁其实是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后缠绕在一起的小苗。这些种子一直在长，直到无可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去关注抑郁的教育和社会根源，并且不回避每个人自身在此议题上的责任。

里弗斯（W.H.R.Rivers)。[图源：www.sohu.com]

在思考博士生的抑郁体验时，需要认识到心理健康是高等院校的公共责任，而不只是个人责任、家庭责任。对于高校的管理者而言，不能只盯着“上面”，需要加强对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普及，包括对多元成就的鼓励和欣赏。比如，我们是否可以不只在学校里宣传国家奖学金、发顶刊，也看见并鼓励一个人的多元价值，看到多种可能生活的意义。如何在生活中包容脆弱，又如何相互欣赏、信任和激励，这在一个竞争愈加激烈的时代是对所有人的拷问。

当然，博士生以及大学生遭受包括抑郁在内的情绪困扰不只是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整个教育系统在社会压力下的一种回应。当高校培养依然是高度评价性和筛选性的，社会自发的力量难以生长，体制内外的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增大，那就像把每个人都绑在一个尺子上，让大家沿着尺子去爬，这样会造成太多压抑创新和活力的“可预期结果”。高度绩效化和缺乏人文气息的科研和学术环境很难带来真正的创新，反而会摧残和压抑学术热情，伤害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让教育失去其本该具有的美好属性。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能够学到更多知识，但是它并没有增进我们寻找幸福的能力，很多时候甚至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消耗。人们之所以“卷”，是因为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都渴望相似的东西。如果我们往四面八方走，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社会图景。这涉及我们每个人究竟要如何生活的终极命题，背后更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心态问题。

就学校的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体系而言，在心理咨询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常常存在“不要出事”的思维倾向。这意味着我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快要出事的人或问题，而对那些隐性的问题视而不见。但越是这样，可能越容易出事。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特别强调预防，其中支持性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能预防抑郁，并且有助于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和热情。在我们的学术文化当中，常常只是口头上把身心健康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在实际的体系运作过程中，排在第一、讲得最多的还是期刊等级、项目、“帽子”等符号化的存在。学术文化的变革任重而道远，不仅依赖于科研管理制度，也依赖每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抑郁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异常体验”，恰恰是对主体生活处境的正常回应。这种体验是在告诉我们目前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以现在的模式来生活了。我们必须要改变，或是改变心态，或是改变环境，或是改变某种价值观，改变某种关系中的位置。因此，抑郁有可能使一个人重新成为道德主体，它为承受这一痛苦的人提供了一个回归自我、重建道德生活的契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有制度和学术生态的机会。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这种痛苦，它也许是“灰色”。灰色是天空和地面的颜色，是生命的过渡，也是不同事物之间的桥梁。我们可以完全否认痛苦本身具有意义，但对痛苦进行反思、从痛苦中走出来的经历将与我们生命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体验相连，并在时间的尺度上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其可见和尚未明晰的意义。

〇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7期。

〇封面为艺术家Owen Gent的插画作品，描绘的是抑郁症的精神创伤带来的情感负担，表达一种压抑自闭的情绪。[图源：www.artist.com]

〇编辑、排版：十七 木木

〇审核：阿蛋